红岩英雄传奇

刘真豪

西南科技大学

罗世文，生于1904年，卒于1946年8月18日，籍贯四川威远。他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烈士，堪称《红岩》中许云峰英雄形象的蓝本。罗世文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红军大学教授等要职。他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领导的一系列群众运动、武装起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即便身陷囹圄，他仍不懈地研读革命理论，深入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利诱和残酷折磨，他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用崇高的气节为我国共产主义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乐章。

启蒙信仰，留学圣地

1904年8月2日，罗世文在四川威远县向义镇观音滩降生。他的祖父罗声衢曾是盐业资本家，而父亲罗万隆亦长期从事盐业经营。然而，在他三岁时，家庭遭遇经济困境，宣告破产。其父因债务问题被囚禁于巴县狱中，成为人质，最终不幸病逝。1920年秋季，罗世文踏入重庆青年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英语补习。次年秋季，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彼时，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潮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发展。

罗世文迅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洪流，如饥似渴地研读各类进步书籍，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作品为他打开了心灵的大门，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他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积极参与学校内的各项革命活动，先后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等志同道合的战友。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更加坚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1923年，他被接纳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并先后担任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等职务。1924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

罗世文就任重庆团地委书记后，与萧楚女、杨闇公等人紧密合作，积极组建“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及“社科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广泛吸纳了众多男女青年，让他们深入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事业。此外，他还成功在重庆的巴师、联中、巴中、商中等学校建立起团的基层组织，为重庆党组织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自1924年至1925年，罗世文在重庆期间，多次协助萧楚女、杨闇公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保存革命力量、培育革命人才，党组织决定派遣罗世文赴苏联深造，并在他出国前夕，批准他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9月，罗世文乘轮船穿越壮丽的三峡，抵达上海。在向团中央机关的恽代英等同志汇报完工作后，他与六百余名留学生一同启程，前往苏联。抵达莫斯科后，他进入了东方大学，开启了全新的学习旅程。在东方大学，罗世文铭记着党组织的重托，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深入探究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与革命的战略战术，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智慧。他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赢得了教师们的赞誉和同学们的敬仰。尽管身处赤都，罗世文却始终心系远方的祖国，牵挂着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他时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纸杂志，关注大革命的最新动态。1927年春天，重庆爆发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残害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杨闇公不幸被捕并在惨案中英勇就义。罗世文从亲友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噩耗，悲痛与愤怒交织。他追忆杨闇公的崇高品德，恨不得立刻飞回故乡，亲手斩断敌人的头颅。在悲痛之中，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涂山离别几度秋，故国江水不堪流。可惜身无双翼，归去聚首斩顽敌。”

1928年7月，罗世文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毕业于东方大学。同年8月，他接到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的召唤，要求他重返祖国。归国之际，他舍弃了所有物品，仅携带了一箱俄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彼时，中国革命正陷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深知一旦踏入国境，便可能遭遇严密的搜查，一旦查获红色书籍，便可能面临被捕甚至丧命的风险。然而，他仍设法将这箱马列经典安全带回。抵达上海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自己的工作。鉴于四川革命急需人才，党中央决定派遣他返回四川，投身革命斗争。尽管他内心渴望继续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但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兴趣与爱好，服从组织的安排，立志在革命洪流中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四川的革命运动。

虎将革命路，艰行共向前。

1928年岁末，罗世文重返重庆，受命于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担任秘书一职。随后，省委再次委派他前往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负责兵运工作。该旅的代理旅长、第一团团长旷继勋，不仅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工作态度极为积极。其余两团亦逐步被党组织掌控，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罗世文抵达第七混成旅驻地的广安县后，化名为罗泽模，以旷继勋私人友人的身份寓居于旅部。他一方面辅导旷继勋学习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则对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与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秘密拓展党的组织。经过约一个月的努力，罗世文返回重庆，向省委提交了工作汇报。旷继勋连续三次向省委发出电报，强烈要求立即发动起义。省委同意了旷继勋旅起义的请求，并派遣邹进贤与罗世文前往领导起义事宜。

1929年6月29日罗世文与旷继勋领导下的第七混成旅，转战至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告起义。这支起义部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旷继勋则担任前敌委员并兼任前敌总指挥。部队原有的三个团被改编为三个师，各级政治工作由我党同志负责。当夜，旷继勋和罗世文率部迅速占领了蓬溪县城，并建立了四川首个县苏维埃政府——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随后，罗世文和旷继勋带领部队继续向营山、渠县进发，渡过渠河，从达县南岳场抵达梁山虎城镇，并继续向猫儿寨进军。在进攻猫儿寨的过程中，红军两次发起仰攻，均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颂尧等人已派兵前后夹击红军，长江一线亦被刘湘部署了兵力，使得起义军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合。面对这一局面，前敌委员会决定东进，以期与王维舟、李家俊在川东的游击队取得联系。然而，部队在穿越开江马鞍山夹槽时，遭遇刘存厚部包围并遭到击溃，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罗世文在成功分散突围后，独自一人昼伏夜行，历经重重艰险，终抵重庆，回归党的温暖怀抱。他向组织详细汇报了蓬溪起义的情况和宝贵经验教训。党组织精心照料，治愈了他的疾病，调养好他的身体，让他得以继续在省委岗位上发光发热。1930年上半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部长陈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以及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均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最终英勇就义。这一时期，斗争变得尤为尖锐和激烈。

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罗世文秉持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仰，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义无反顾地投身战斗。他与省委各位同志商议后，将程子健同志从成都调至重庆，组织起临时的省委机构。程子健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罗世文则担任宣传部部长，共同领导四川省人民继续奋勇抗争。

“虽然我们暂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时无法获得党的指示，如同失去了舵手的孤舟，但我们仍需坚守岗位，继续战斗。”

省委领导及罗世文虽在成都与四川地区积极推动了抗日运动，却因当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未能有效展开战线工作。然而，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仍将主要精力投入于领导工人和武装斗争，旨在与红军行动相辅相成。1932年，罗世文与省委共同策划，组织了川东游击军的战斗，以及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的革命兵变。进入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军四川，罗世文与省委随即指示游击军紧密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力求实现双方的会师。

年底，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并据此改编为三十三军，由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出任军长。升钟起义中的一部分农民武装后转战至通江，融入红四方面军，编组为一个独立营。同时，罗世文与省委亦遵照中央的指示，派遣了众多党团干部以及军事、医疗和艺术领域的人才前往苏区，为苏区的工作提供支援。

1933年十月，罗世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与廖承志一同前往川陕苏区。初抵川陕苏区，罗世文担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积极参与关键决策，并肩负起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的重任。然而，至1934年年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罗世文、廖承志非法拘捕，亲自对他们进行“审讯”，继而又派人严密监视，迫使他们起草文件、刻制蜡纸，乃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长征的征程中，罗世文与廖承志备受张国焘派系的严密监控，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跋涉雪峰，穿越草甸，经受了无尽的磨难与最为严峻的考验。得益于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以及共产国际的关心与干预，罗世文与廖承志幸免于难，未遭张国焘的毒手。长征胜利之际，在党中央的深情关照下，他们的冤屈得以昭明，重获新生。

不久后，罗世文被委以红军大学教授之职，负责向红军高级指挥员传授革命理论。1937年春，党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与批判。在此过程中，罗世文发表了长篇演讲，以鲜活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推行肃反扩大化和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并对其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严厉的批判。

卓越统战，革命锋芒

派他作为中央代表，返回四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人士建立联系、展开谈判，促使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同志特别着重指出，对刘湘同志的工作至关重要。鉴于刘湘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拥有最为庞大的军队、精良的武器和强大的实力，成功争取刘湘的支持，即能有效封锁夔门，对全国抗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1937年夏日，罗世文肩负着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的深重期望，从延安启程，途经西安抵达成都，与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军阀进行了会面。他向他们详尽解读了我党的抗日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及其错综复杂的矛盾，期望他们能够推行民主政治，积极参与抗日，对抗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倒行逆施表示抵制。

刘湘等人对罗世文的言辞表现出极大兴趣，诚挚邀请他担任参谋，频繁向他请教形势分析，寻求策略建议。罗世文不仅在直接与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的同时，还通过联络，对已在四川秘密开展统战工作的张曙时予以指导。、车耀先、王干青等人，继续在刘湘的中上层骨干及幕僚中推进统战工作，同时指派郭秉彝在刘湘的中下级军官中培育进步力量。在推进高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亦指导成都各抗日救亡组织，依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现团结与协调。他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海燕社”这两个抗日革命群众组织合并，以此为基石，加速推动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7年冬日，党中央派遣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人赴四川，与罗世文、张曙时等同仁携手，共同创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邹风平同志担任委员会的书记，而在1938年8月之后，罗世文同志接任此职。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局势下，省工委领导了全省的抗日民主运动，并积极推动了党的建设。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至1939年11月下旬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之际，四川已建立起成都、重庆市委，以及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地的中心县委，全省党员人数已增至约四千人。

此次省工委会议遵循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分别设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由罗世文同志担任书记，邹风平同志担任副书记；川东特委则由廖志高同志担任书记。在川康特委工作期间，罗世文同志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联络并指导苏幼农、王大飞、陈伯林、甘道生（林蒙）、康乃尔等人，分别对潘文华、邓锡侯及刘湘进行统战工作，并直接领导周国干、刘文哲、刘连波等人，同时联系并指导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员。此外，他还频繁与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等知名教授沟通，参与成都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为扑灭成都一带抗日救亡的烈焰，并打击四川境内的地方军阀势力，蒋介石派遣了特务头子康泽等人赴成都，密谋了一场类似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抢米事件”。1940年3月12日，康泽率领的别动队洗劫了拥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巨额资本的重庆银行米仓，同时拘捕了闻讯而至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他们散布谣言，诬陷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企图发动起义，借此胁迫地方军阀实施白色恐怖政策，企图一举剿灭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力量。3月18日午后，罗世文、车耀先等人亦被捕入狱。

正气育中华

罗世文与车耀先被军统特务捕获后，戴笠特务头子迅速向蒋介石汇报，并获准动用专机将二人押解至重庆军统局总队部所属看守所。紧接着，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及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进行审讯。在审问过程中，戴笠不仅运用威逼利诱等手段，竭尽心思企图让罗世文与车耀先屈服，还借助与罗世文曾共同留学苏联的大特务邓文仪的关系，派遣他携带着厚礼去“探望”罗世文，意图通过重温旧情、拉拢关系、阐述利害关系，并许以高官厚禄，诱使罗世文屈从。然而，罗世文义正词严地对邓文仪表示：“我宁死也不会投降！”面对劝降失败，戴笠恼羞成怒，下令将罗世文与车耀先押送至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别关押，进行轮番审讯，并威逼利诱，要求他们加入国民党，为其工作，但罗世文与车耀先均断然拒绝。

1940年下半叶，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送至贵州息烽监狱，并将罗世文更名为张世荣，车耀先更名为田光祖。在狱中，共产党员们自发地聚集在罗世文周围，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以及狱中的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人秘密商议，决定成立狱中临时党支部，以便更好地团结与领导革命同志进行斗争。经过周密的筹备，众人一致推举罗世文担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担任支委。罗世文在狱中，凭借车耀先担任图书管理员之便，大量借阅书籍和报纸，坚持自学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与现状。1946年7月，息烽监狱被撤销，罗世文等人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渣滓洞监狱。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强烈要求释放他们。

1945年十月，正当国共双方进行谈判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再度向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强烈要求。面对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蒋介石虽迫不得已释放了叶挺与廖承志，却谎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拒绝释放。次年七月，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违背“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内，蒋介石更是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加强法西斯式的专制独裁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决意对罗世文、车耀先痛下杀手。

1946年8月18日午后三时，监狱看守将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犯禁闭室中押出。罗世文与车耀先步履沉重，缓缓走出牢门。他们庄重地走向松林坡，罗世文环顾四周苍松，慷慨激昂地朗诵了自己久已酝酿的诗篇：“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罗世文激昂的诗篇，抒发了他深沉的情感。刽子手在杀害罗世文后，甚至用汽油焚毁了他的遗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捕获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于是在松林坡发掘出烈士的遗骸，并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同志还亲自为罗世文、车耀先题写了墓碑。